近期热播的历史正剧《觉醒年代》可谓开年“爆款”，剧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们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辜鸿铭、黄侃为代表的“复古派”们“和而不同”的君子器量，同侪之间、师生之间甚至敌对之间迎来送往时彼此之间揖让致意、鞠躬致礼的君子仪礼，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洋溢君子之风的电视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无问西东》。“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该片以较长的时间跨度讲述了四代清华人在面临求学、家国、情感、做人抉择时的学人风骨和君子修养，“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片中人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同样令人难以释怀。

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甫一问世，即以其兼容了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和舞蹈之静与动、时间与空间、造型和节奏等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成为民族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策略。

作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家文化，在汲取了诸如本土道家的隐逸、佛教的悲悯及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精髓之后，历经几千年的淬炼，已经形成以君子文化、君子人格为主体的，内涵丰富、自成一体并不断发展的儒家理想人格、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在电影传入中国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人一直在积极探索、不断实践，希望通过影像娱乐和大众传播的方式向观众呈现鲜活生动、多姿多彩的君子形象和君子文化。如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一代名相陈廷敬》中“公忠体国”“清廉孝悌”“为政以德”的廉吏于成龙、干臣陈廷敬。此外，《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剧中演绎的“君子喻于义”“和为贵，守中庸”的商业诚信精神，多角度展示了中国君子文化的不同侧面。

导演李安与张艺谋也均以巨制武侠大片的形式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君子文化的敬意。李安在电影《卧虎藏龙》中，塑造了有着道家文化背景、儒侠一体的李慕白这个君子形象，片中李慕白传授给弟子玉娇龙的内功心法，暗含君子内敛之道。李慕白最终舍身成仁，以生命为代价感化了任性而为的玉娇龙。如果说，李慕白是“以德服人”，那么，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刺秦义士无名、残剑等人却是为了“天下一统”而“止戈为武”，诠释了放弃个体复仇之念而心怀苍生的坚韧、隐忍的侠义君子形象。女导演胡玫以《孔子》为片名，讲述了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子路等人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匡扶天下、克己复礼的伟大实践和儒家理想，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何谓“仁义礼智信”，以及“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君子文化内涵。

借助“中国功夫”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日臻成熟，新武侠电影近些年来在再生产和跨国输出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方面成就显著。其中电影《叶问》系列可以说是代表之作。以君子文化、君子人格、君子风度赋能的人物原型、片中塑造的一代宗师叶问形象的成功堪称影片最大亮点。不同于黄飞鸿、霍元甲等广为人知的武林豪杰，叶问鲜见于民间传说。他低调、谦和，爱好和平，但对来犯之敌绝不手软；他不持门户之见，深谙“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懂得求同存异；他虽有很强的民族情结和爱国之心，但却从不贬低或者仇视他国武术武道。在战胜英国拳王龙卷风后，叶问说，我不想证明中国拳法优于他国，我只是希望我们互相尊重。叶问对抗的不是外国人，他对抗的是种族主义者，目的是弘扬人间正气。身材弱小而武术精湛的叶问是集合了儒家传统美德、有着中西教育背景、深具君子器量的新武者形象。当种族歧视的美国士官被叶问击倒时，对方士兵也情不自禁为之鼓掌。叶问正是以其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君子风范和跨越族群的武德赢得了不同文明间的尊重。

互联网的发展开拓了影像传播和视听娱乐的新空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两部电视剧《琅琊榜》和《鹤唳华亭》以架空历史的叙事策略和唯美风格，有效传导了独具意味而又契合时代精神的君子之美。这种美不在于流量明星的颜值之高，而在于他们秉持君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在于他们外仁内礼的君子操守与格调之美，在于剧中人物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的舍生取义、重情守信、慷慨悲歌。这种美还在于因精良制作而高度还原的儒家仪轨容止与东方器物服饰之美。在《鹤唳华亭》中，太傅卢世瑜为匡扶太子萧定权过失，以打手板的方式教导弟子“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凛然正气，萧定权处绝境之时恪守“君子死而冠不免”的从容决绝，生动阐释了“鹤性本君子，嘹唳通太清”的高古风姿。《琅琊榜》中，梅长苏在为太奶奶守孝时的至真、至忱、至孝的悲情色彩等情节也很好再现了君子性情的沉静肃穆之美。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君子这个概念早已成为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和理想人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标签。时代在发展，君子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吐故纳新，而君子文化与君子形象的文本生产，应与不断进步革新的媒介技术和融合传播手段相调适，不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引入源头活水。（作者李安，系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