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中兴名臣，丁宝桢获得的社会评价极高。其治水患、办洋务、御外侮、建书院、修水利、改革盐政、整顿吏治等事迹，身前享誉海内。其于四川总督任上病逝，士绅百姓争相祭祀，山东、四川、贵州分别建祠，身后影响深远。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丁宝桢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界一致肯定，在于其在为官从政生涯中，始终坚守明确的价值观，报国恤民、廉刚有威、疾恶如仇。他一生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李鸿章称他“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时人赞其“清风亮节，冠绝一时”。

丁宝桢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并且言传身教，将自己的修身处世、为官做人之道传之后人。丁氏家风主要体现在丁宝桢与子侄们的大量书信往来中，后人将其整理成《丁文诚公家信》，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的家规家训，内容包括励志、修身、治家、爱民、报国等。在书信中，丁宝桢教育在外做官的儿子丁体常如何为官做人，成为其家风家训的鲜明特色。其中很多方面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示，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其一，修身正心，这是为官的基本前提。《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个人的身心修养，是齐家、治国的基础。丁宝桢深知个人修为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他在给儿子丁体常的信中说：“至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其补署一切，应听之天命，万不可有心其间。一涉有心，即易入于钻营，将顺卑鄙一路，切毋以此为念！”丁宝桢告诫儿子，为官之道，心念很重要，为官的初心就是为民做事，不应该涉及其他目的，若有心钻营，则只会走入卑鄙的邪路。他不断叮嘱身居高位的儿子“居官之要”就在于“和以待人，忠厚居心”“反己内省，益存好心”。丁宝桢自己也常常“深自刻责，时时省过”。显然，不断加强身心修养是丁宝桢能存好心做善事的根本保障。丁宝桢的言行指引后人，为官者要端正初心，要一以贯之秉持为民做事的思想。

其二，爱民养民，这是为官的第一要务。丁宝桢为官，一切以老百姓利益为思考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归宿。他告诫在山西做官的儿子：“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丁宝桢认为“民为国本”，爱民养民，就是为官者报效国家的第一要务。他经常叮嘱儿子：“须刻刻以爱民为心。遇有词讼各事，民事即己事，切不可忽略延玩”“发钱须求滴滴到百姓身上，使民霑实惠，钱不虚糜，方为尽职。”丁宝桢的为官之道就在于以民为本，诚心诚意为民做事。政措实施与否、效果好坏与否，权衡的依据皆是百姓利益。他治理黄河水患、筹措西南边防、改革四川盐政、建书院修水利、整顿辖区吏治等，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百姓利益上。丁宝桢认为，官员是否尽到职责的判断标准在于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他还特别给年轻的从政者以忠告：“年轻人作官，须求吃苦耐烦，时时以百姓为心，斯得之矣。”有损百姓利益的心念一点不能存，有损百姓利益的事情一件不要做。诚心实意，勤勤恳恳为民办事才是为官的正道。爱民养民不但是晚清重臣丁宝桢的做官要务，也是古今从政者所应牢记的为官本质。

其三，廉洁奉公，这是为官的基本操守。个人品德高尚，为官动机纯正，这些只是为官的基本前提。但一个官员仅有这些基本前提，不等于能做一个好官，因为做官要落实在365天的具体行动之中。因此，如何在官场中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操守尤为重要。丁宝桢在给儿子体常的家书中写道：“其职则尤重表率。尔既作知府，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更细心。”丁宝桢认为，官员要为身边人做好表率，廉洁奉公是做官的基本操守，要时时铭记于心。作为官员，不但自己要严以用权，同时更要严格约束家人和亲属。丁宝桢反复叮嘱为官的儿子，“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坚决反对官员做“伤天害理虐民之事”，坚决反对收受贿赂。丁宝桢告诫在山西作官的儿子，即使家中再缺钱粮，也决不可挪用官家一丝银钱，“不可妄取民间一钱”“作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廉洁奉公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是丁宝桢始终坚持的为官操守。丁宝桢如是说，也是如此做，而且丁家为官的子孙后代也无不以此为训，丁氏一门为官者两袖清风，为世人所景仰。

口头上说为百姓做好事容易，但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就不那么容易；为百姓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生坚持为百姓做好事就不那么容易。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坚持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是丁宝桢一生为官的价值追求，也是今天的人们特别是为政者值得学习借鉴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谭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