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永存精神永驻
谷豫东

父亲去世已经34年了，但他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古铜色的脸庞，花白的头发，黑色的布鞋，打着补丁的灰布中山装，这一切是那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的一生，没有给我们家留下金银财宝，但他却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将使我们代代相传，永远受益。

父亲生前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的理想，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奋斗一辈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1年元旦刚过，我在部队接到家里发来的紧急电报：“父亲病危，请速回。”我急忙从部队请假回来。病床上的父亲，才几个月不见，已是骨瘦如柴，他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前来探病的东山人很多。父亲总是交代他们：“回东山后，要是有人问起我的病，就说好了出院了，别让大家费时来看我。”

其实，这个时候，父亲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他的吞咽越来越困难，血管日渐萎缩，无情的癌细胞在他全身扩散了。为了能增加一点抵抗力，医生建议给他注射人血球蛋白，可听说这种针剂一支要两百多元，他谢绝了，他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不想给国家造成浪费。

父亲就是这样，他心里装的永远只有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从我懂事起，我们兄弟姐妹就难得与父亲多呆一会儿，父亲留给我们的总是匆匆的背影。这一次父亲住院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和他呆在一起，也是最后一次。这时父亲的生命只能靠输液来维持。病痛的折磨使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说话非常吃力。但是只要他能清醒过来，他总是不忘叮嘱我：“咱们的老家在河南，你在东山出生，给你取名豫东就是要你时刻记住，不要忘记父老乡亲，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养育之恩，你要争取早日入党。”

生命苦短，事业未竟。父亲去世前，断断续续地诉说最后的心愿：“请转告林业局的技术员，要加紧对木麻黄树种进行更新换代；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

1981年1月30日，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平时不太爱说话的我突然觉得还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跟父亲说。可这时，他再也听不见了。父亲走了，走得那样的仓促。

父亲为人民艰苦奋斗了一辈子，艰苦朴素了一辈子。一件从渔民手中买来的旧大衣，一穿就是2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每次单位改善伙食，他总是把平生最爱吃的饺子带回家分给孩子们吃；他带头把身边尚未成家的4个孩子全部送到乡下接受锻炼。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父亲把对家属、对子女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人民。

1976年，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因为当时父母也已进入花甲之年，体弱多病，大姐已经出嫁，大哥和二姐、三姐不在身边，身边特别需要有个孩子照应。我就向父亲提出我的请求。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动员我下乡，跟大家一起接受教育。虽然父亲的态度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我还是跟他据理力争：“按规定，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照顾一个留城的名额，我们又没有违反政策，为什么一个也不留呢？”父亲还是那句老话，我是领导干部，如果我自己本身不带头，底下的工作怎么做呢？我知道拗不过他，只好退一步，请求到东山县。不料，父亲还是坚决反对，他说，到了东山，人家都知道你是谷文昌的儿子，都会想办法照顾你，那你就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当时，我失望极了，父亲怎么就这么绝情，一点儿也不懂得疼惜自己的儿子。为此，我半个月时间没有理睬父亲，没跟他说过一句话。直到6月下旬，我被组织安排到南靖县偏远的山村朱坑落户。

临行前几天，父亲请来一位朋友，为我们家拍了一张合影。那时拍照的机会很少，这一次的三人合照，是我与父母合影的第一次。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我那不太乐意的情绪。

六月底的一个晚上，父亲早早收拾好手中的工作，匆匆赶回家帮我整理第二天的行装。按照惯例，父亲每一次出差，都是母亲替他收拾行李，可这一次父亲硬是坚持要帮我打点。上了年纪的父亲，腿脚已不利索，可他还是忙上忙下。望着他蹒跚的身影，突然间，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那份深藏的温情，我暗暗自责自己的无知。

第二天，父亲正好要到南靖出差，我顺路搭坐了父亲那部旧吉普车。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沾父亲的光。本以为父亲会送我到朱坑，可是，车开到县林业局，父亲就把我的行李卸下来。他拍拍我的肩膀，嘱咐我不要有优越感，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上车前，父亲从口袋里取出前几天拍的那张照片，塞在我手中。烈日下，父亲两鬓的丝丝白发特别耀眼，他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父亲真的老了。

小儿子谷豫东与父母的合影

当知青的几年里，父亲即使到南靖林业局出差，也从来没有看望我。我知道，他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副主任的儿子。后来，我瞒着父亲报名参军。要知道，在当时想进部队是多么不容易啊。当时父亲还兼着地区征兵办主任，一旦告诉他我想应征入伍，他准又劝说我把机会让给别人。况且，经过几年的锻炼，年轻气盛的我也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就这样，我悄悄地参加体检、政审，直到最后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才告诉父亲。父亲当时一阵惊喜，幸福的泪花布满深陷的眼窝，他抚摸着我的头，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顿时，我所有的委屈全部烟消云散，我真切地体会到父亲的爱原来是那样得深沉，他跟我其实是这么亲，这么近。

这就是父亲，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他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儿女，而是在他心中还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党性原则。在亲情与原则的天平上，父亲总是选择后者。

母亲解放初就是东山县民政科长，有几次提薪机会，硬是让父亲压了下来；有人提议把当临时工的大姐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还是被父亲挡住了；年幼的三姐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上街，被向来疼爱孩子的父亲打了一巴掌，在父亲眼里，这是公家的车，不能公私不分；我爱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要求父亲出面安排一所好学校，他说，只要努力工作，在哪里都能干出成绩；二姐结婚时，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他说：“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父亲大半辈子与林业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他从东山到福州工作时，全部的家当只有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萝卜干和几麻袋杂物。

父亲出生于贫苦家庭，他从苦难的人民中走来，心里装着人民，他一心为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9年的冬天，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三明地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劳动。这是一个十年九旱的穷地方，缺衣少粮。可父亲没有灰心，没有泄气，他帮助生产队安排生产、指挥修建隆陂水库，与老区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情厚意。现在，红旗村的老人们还记得当时父亲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大半都花在队里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父亲即使身处逆境，也始终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从来不为个人谋私利。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家人。

1996年2月，母亲在《港台信息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清苦不减求学志--福建师大几位特困生纪实》的通讯报道后，心里很不平静。文章记述六位特困生生活非常艰苦，每餐仅靠4角钱的饭、一小碟青菜支撑他们正在生长发育的身体，这引起母亲极大的同情。于是，她当即把自己省吃俭用的1000元寄给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请他转给师大的六位特困生。从此，每月寄300元补贴这些学生的伙食费。

为了每月从有限的800多元工资中拿出钱来资助特困学生，母亲停掉了每天定的牛奶，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就这样，7年多来，母亲省吃俭用，从离休金中挤出2万多元资助了18位特困生。而这件事，母亲一个人默默地做着，直到两年后才被我们发现。她告诉我们，每当看到这些学生的来信，了解到他们的进步，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就感到很高兴，很满足，这比吃鱼吃肉还好，这也是一种享受。

母亲经常教诲我们：“爸爸是党的好干部，你们不能辱没他的名字，不能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不能给爸爸脸上抹黑。”是啊，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中。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位好父亲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此文写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