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隐逸传》以孙登开头，陶潜结尾，是很有意思的。撇开年代的因素，孙登和陶潜是大为有名的两大隐士。孙登除了火与光的那段话，不见诗文留世，陶潜却诗文传世甚多，而且质量很高。其田园诗、归隐诗的艺术成就开创了一个流派，影响绵延长久。

除诗歌外，《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几篇传世之文辞章优美、立论新颖、意味深长，进入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行列，对陶诗、陶文的研究专著如汗牛充栋，迭出新章。研究陶渊明的作品，是专门的学问，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仅就上述几文之意象，略发一点感慨。

陶渊明喜菊、爱菊、赏菊。亲手植菊南山下，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人菊天然化一的意旨不言而明。菊为何物？生长于山野，怒放于深秋，有金黄之艳丽，不求人赏；有错时之生机，避开百花争伍的春光，伶仃独怜，倒与陶渊明的个性、经历、追求相吻合。菊花香味不浓，性味不甜含苦，落寞时瓣瓣花落，耐风霜日长，且开放的花朵纠结成团，甚而瓣张虬劲，毫无媚态。这不正是一个不媚权贵、不堪折腰、躲过人间喧哗，宁静独处，心中尚飘人格的淡淡馨香，独怜自爱的诗人形象吗？更别说，陶渊明喜喝酒、常醉酒，对时事偶冒燥火，拣几瓣菊花泡茶解渴，以达清心明目、舒缓肝火郁结之功效。

陶渊明还喜柳，在屋舍旁满怀深情地植柳，自号“五柳先生”，并有《五柳先生传》传世。他对桃花也是情有独钟，奇文《桃花源记》，述桃花甚美，他没有写成菊花园记，这又是为何呢？柳与桃花是世间更常见之物，也是诗文常借喻意象的普遍之物。人以柳喻代别离，杨柳依依，《诗经》早开先河；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是脍炙人口；“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尽抒云淡风轻之境。这些意象似乎与陶渊明的追求是大相径庭的。桃花更是如此了，桃花艳艳，桃实灿灿，人们以桃花比美人；“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更是将桃李喻为城中追逐时尚喧闹之物，并与野生的荠菜花相对应，无疑，陶渊明当属荠菜花，生就荠菜花本性的陶渊明，却在凝聚自己美好理想社会的桃花源借桃花以言事，不是大为矛盾吗？

柳与桃花的形象被陶渊明所借喻，所讴歌，或许不是出于偶然。陶渊明是出世的，他看尽风流奢华，不耐市井喧闹，到僻静的山村寻找宁静之地，告别这些喧哗、热闹，他大义凛然，决然决断，一篇《归去来辞》，声情并茂。“田园将芜，胡不归？”“鸟倦飞而知还”“抚孤松而盘桓”，意志不坚决，则没有如此决断之文；情感不逼真，则没有如此深情之境。归隐之后，看春风杨柳，垂枝千条，或许是对人间有着依依之念吧，故而，他没有隐于深山求仙得道，只是在僻静的乡间，与菊花、山岚为伴。

有桃花的地方，有人间，有炊烟，野桃成林处，也有猴群光顾，有生命，有活力。陶渊明生于门阀贵族，曾祖陶侃曾为当朝一品大员，他自己则躬耕自养，自得其乐，其实生活过得十分艰苦，“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是他艰苦生活的写照。然而富贵荣华不是他生活理想所追求的，五谷丰登，鸡鸭成群，茅舍三间，桃花几株，青山远望，小溪穿径，是他真实的桃源生活。那个自给自足，其乐融融的桃花源，既无官役之束缚，又无冻馁之忧愁，不是很令人神往吗？他选择了桃花这个意象，因为与桃花相比，孤菊太凄清了，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世上又有几人能做陶渊明呢？何况桃花源这个理想国的主角是山民，山民唱的戏要用山民的语言，体现山民的美学情趣，所以桃花是适宜的。

菊与柳、桃，在文学意象上是矛盾的，这矛盾恰恰统一于陶渊明的文学追求中。或许，这正展示了陶渊明心底的另一面，这另一面的深处，有矛盾、有纠结，有平静海面下的漩涡。

菊孤标傲世，柳别情依依，桃花夭夭明灿，都是世中物，各有一片天地，各自风流，风流人可以赏菊，可以植柳，可以在桃花源内体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者：谢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