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仁由己”，讲的是“做人”的道理， 也主张“约之以礼”，讲“如何做人”的工夫，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关于“如何做人”，先哲留下许多至理名言，如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首倡“慎独”；庄子主张“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庄子的这一主张与《大学》讲的“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道理相同，即“修齐治平”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身”。后儒把“慎独”和“修身”综合起来，凝练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德目，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八德犹如八面镜子，自我对照一下，可以找到差距在哪里。把差距克服掉，就叫做修身或正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德为修身之本。

八德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信守，已渗入我们的骨髓中，堪称中华文化的基因。八德的内涵由家及国，讲究在家尽孝，在国尽忠，把家国情怀与经邦济世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伦理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包含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家庭伦理规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如何做人”的起点。修身首先得从恪守家庭伦理规范做起。家庭伦理规范包含纵横两个方面。从纵的维度说，要讲究孝德。一个人来到世上，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他的伦理训练，从这一刻就开始了。“百善孝为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试想：如果一个人连善待父母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善待他人？怎么可能成为有德君子？从横的维度说，要讲究悌德。人懂事以后，接触最多的平辈人，莫过于兄弟姐妹。通过悌德的训练，学会同平辈人交往，迈出人生成长的第二步。

守孝悌既是家庭伦理规范，也是官德规范。一个连孝悌这种家规都不肯信守的人，怎么能做到信守官德，接受党纪国法的约束？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伦理规范。它也包含纵横两个方面。从纵的维度说，要讲究忠德。忠德是孝德的延伸，叫做“移孝作忠”。对于上级或群体，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忠德的实质，就是责任担当。从横的维度说，要讲究信德。信德是悌德的延伸，“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对朋友讲信用，才会赢得朋友对你的信任。

第三个层次讲的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崇礼重义这一道德传统为“如何做人”规定了路线途径。“礼”属于具体的条文、制度，是应当遵守的规矩，“不学礼无以立”。相传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就提出了礼治的纲领。此后，管仲提出“礼不逾节”，意思是人们的行为和言论，不超过应守的规范和准则。孔子把礼同仁联系在一起，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荀子则把“礼”看作是节制人欲的最好方法。战国末和汉初的儒家对“礼”作了系统论述，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情欲，使之合乎儒家的道德规范。“义”有道义、正义、正路之意。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他认为义与仁紧密相连，仁是义的内隐，义则是仁的外显。孟子还提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舍生而取义”。礼义文明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尊崇与传承，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党规党纪就是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必须遵守的礼义之道。党员干部只有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才能做到礼不逾节，只有时时处处遵循“义”之正路，才能做到大义凛然。

第四个层次讲的是道德底线之所在。“廉”是官德的底线，是对为官者的起码要求。东汉名臣杨震的属下王密在私下里送给他十斤黄金，他坚决拒收。王密说：“没有人会知道，您就收下吧！”他的答复是：“怎么会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真正的“廉”是发自真心的，而不是装样子作秀，更不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耻”是民德的底线，是对做人的起码要求。按照性善论，但凡是人，必有善性；完全丧失善性，就配不上人字。明代哲学家、政治家王阳明捉住一个小偷，小偷说我就一点善性也没有。王阳明叫他把衣服脱掉，最后只剩下一个裤衩，小偷说什么也不肯再脱。这时，王阳明对小偷说：“看来‘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话一点也不假。你不是没有良知，而是昧着良知做贼！”现在人们痛斥贪腐分子“不知羞耻二字”，理由就是判定他们越出了道德底线，为人类所不齿！

以上四个层次相互关联，共同培育健全人格。八德虽然是先哲先贤们讲“如何做人”的工夫，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有启迪意义。所以说，党员干部更应发扬崇德重礼的优良传统，成为恪守八德的楷模。(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