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一讲到“礼”，马上有人就说了，“法”不要了？话不是这么讲的。我们历史上的人谁也不会蠢到仅仅靠“礼”可以把天下安定。《尚书》里面反反复复讲道德，但是你别忘了里面有一篇叫《吕刑》，是讲刑法的。孔夫子提倡道德、提倡礼治，他自己做过大司寇的，他能不明白吗？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强调治理一个国家一个要靠道德，一个要靠法律，两者要结合才能推动我们治国的制度和我们治国的水平，他讲“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这么明确的、清晰的把一个治国理念表述得这么到位。

　　其实我们古代很清楚，“德”和“法”这两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只是两个东西谁先谁后。我们主张“德主刑辅”，人心是善的，你不教育他，怎么就能“不教而诛”呢？谁轻谁重，你的重心是放在刑法上，还是放在教育上，实际上只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我研究《周礼》，《周礼》有“六官”，天、地、春、夏、秋、冬，一个宇宙的模式，包罗万象的都是“礼”，其中“司法”，是“大司寇”，是我们整个“礼”的体系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我们也把它叫“礼”，因为“司法”必须要依据道德理性，对不对？古代怎么审讯不搞冤假错案，《周官》里面讲得详细，不要轻易的就给他用刑法，把他腿砍了、把他手剁了。有一些人他无心的，哪怕犯了一个大的过错，就在我这个司寇门口有一块大石头叫嘉石，你让他站那里站三天。谁一过去，看见他怎么站这里，听说做错事了，三天一站，他看到所有的人在议论他，他的羞愧之心出来了，他有良知了,接受教训了。那个里面都充满了道德理性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讲，一讲“礼”不讲“法”，《周官》里面的“司寇”就是讲“礼”和“法”的。

　　西方人现在已经感到法律太冰冷、太生硬，还有一些地方它管不着、管不到，后来他们把公司里、社区里一些民规、民约，一些制度也吸收过来，它叫“软法”。我们中国这种“软法”早就有了，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多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儒家它是反对用法律或者反对用刑法。《周官》里面有这样三句话，“刑新国用轻典”，你国家刚刚建立，什么东西都还没就位，出了问题，我用很轻的刑法来处理。“刑平国用中典”，你已经建国二十年了，你该有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我怎么处理。“刑乱国用重典”。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周礼》里面已经提到的，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截然地跟儒家的东西分开来。

　　我们在《尚书》里面就讲了“明德”，要把你的德行昌明，然后“慎罚”，所以叫“明德慎刑”。这个“礼”是在“未禁之前”，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教育你，“法”是经过教育没有用，“已然之后”，这很清楚的。司马迁《史记》里面就讲了这个道理。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是不要把“礼”理解成就是磕头作揖，另外就是不要把儒家的“礼”理解成为不要“法”。我们历史上很多人主张不能“不教而诛”，有好多东西你没有教老百姓，你怎么能责备他呢？

　　我最近上了一下中央纪委的网站，现在已经发了七十多期家规，颜氏家训、曾国藩的、山西闻喜裴氏的家训，我们看了以后眼睛一亮。中国人非常智慧，国家这么大怎么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个东西你不要把它扔了。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族，聚族而居，每一个大家族都希望自己能长治久安。这个是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经过颜氏家训的示范，历代政治精英站出来带头制定自己的家礼。我们以前几乎大一点的家族都有家规，不许出格，什么黄、赌、毒，你出不了我这个祠堂的，我内部把你解决了。老百姓自治，制定了自己家的规矩，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保持人民的素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习近平同志号召党员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管好自己的子女。怎么管？司马光曾经讲“治家莫如礼”，“礼”就是一些规矩，符合道德理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