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俄罗斯文学也是一种擅长描写和再现战争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中，俄罗斯文学大约是在战争题材方面最有建树的民族文学之一，从古代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到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从肖洛霍夫的史诗长篇《静静的顿河》到瓦西里耶夫的悲情中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无数以战争和战争中的人与事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名著脍炙人口，彪炳史册。而在俄罗斯的战争文学中，以20世纪中叶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为对象的文学更是建树颇丰，蔚为大观。

时至今日，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已经历了70年的发展历史。在卫国战争爆发的次日，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奇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神圣的战争》一诗，号召人民同仇敌忾，投入“决死的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作家们奋不顾身地投入战争，以不同身份走上前线的作家就多达千人，其中有400多名战死疆场，立功受奖者无数。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们一手拿枪，一手持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创作出了大量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着我吧》、阿·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俄罗斯性格》、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以及众多长篇名作，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等。

1945年，俄罗斯人民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伟大的卫国战争宣告结束，但是，关于这次战争的文学记忆却长久地留存于俄语文学之中。在战后的数十年间，俄苏战争文学中先后出现过“三次浪潮”。“第一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迅速涌起，一批自战场归来的作家将他们关于战争的新鲜记忆和深刻思考熔铸成文字，他们的作品就整体而言具有内容上的写实性和风格上的英雄主义豪情，其代表作有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爱伦堡的《暴风雨》等；1956年底，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在《真理报》刊出，从而引发了俄苏战争文学的一个转向，即更注重发掘战争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更注重描写战争给人带来的不幸和痛苦，由此开始的“第二浪潮”因而也被称为“战壕真实派”，其代表作有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和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20世纪60-70年代，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语境下，以“全景文学”和“司令部真实”为表征的“第三浪潮”卫国战争文学开始兴起，涌现出了邦达耶夫的《热的雪》、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的夏天》）、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等重要作品。

在先后涌起的“三个浪潮”之后，俄语作家关注和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情始终未有消退，在近30余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还是之后，俄语文学中的战争题材常写常新，且渐渐体现出了如下一些特征：首先，当代战争文学开始出现题材和风格上的兼容，或系战争主题与道德主题的并置，如拉斯普京的《活着，并要记住》，或系悲剧因素和抒情因素的结合，如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其次，当代战争文学开始谋求内容上的综合性，即同时注重“司令部真实”和“战壕真实”，在揭示战争之残酷的同时也不忘歌颂民族精神之伟岸，将个人遭遇置于民族命运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如卡尔波夫的《统帅》和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队伍》等；再者，在战争文学题材与“小人物”、“道德感”、“人道主义”等俄语文学的传统因素间谋得沟通，使两者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实现互文互动和相互补充，如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等；最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作家开始从自己的视角审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如1948年出生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赛耶维奇的口述实录文学《战争中没有女性》等。

俄苏战争文学像整个俄苏文学一样，在中国有着极其广泛的传播。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的时代出版社曾翻译出版了大量俄罗斯卫国战争文学，为抗战中的国人送来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和弹药，而那些汉语译者们，后来也成了中国俄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力量的中坚。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青年一代对于包括战争文学在内的俄苏文学更是爱不释手，如数家珍，《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书甚至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外国文学阅读热中，俄苏文学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都曾成为那一时代洛阳纸贵的“畅销书”。2014年，俄罗斯老作家格拉宁的“战争记忆”小说《我的中尉》还曾获得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并被译成中文。

俄苏文学中的卫国战争题材长盛不衰，它是俄罗斯民族关于一场伟大战争的文学记忆，关于一段痛苦历史的哲理思索和审美把握。俄罗斯文学能具有如今的世界性影响，其独具特色、硕果累累的卫国战争文学无疑也功不可没。（作者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