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春：习近平主席强调：“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失之于松。”纵观历史上的英雄部队、常胜之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纪律严明。我军之所以能够建立卓著功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纪律严明。而且人民军队从创建的第一天起，就扣紧纪律的第一个扣子，逐渐形成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熊艳燕：这是贺龙使用过的茶杯，长颈瓶，是我们馆里的珍贵文物。南昌起义前夕，他还使用着它们。但是起义之后，他将这些全部送给了别人，表示要告别过去的荣华富贵，和士兵们一起同甘共苦，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再请看这张党员登记表，上面有两栏，至今看来仍然十分感人。在“现金财产”一栏，贺龙写着：“什么都没有了”。在社会关系一栏，他又写道：“自从参加革命，过去的社会关系不再往来。”南昌起义是贺龙革命生涯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

丁晓春：八一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当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参加八一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叶挺是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当时驻扎在九江，叫国民革命军第24师，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骨干。贺龙领导的部队叫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受党影响倾向于革命。

叶挺和贺龙两支部队都隶属于国民党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原来我们党组织设想联合张发奎把部队从九江地区带往广东，以图再举。但由于后来张发奎还是投向了汪精卫，并叫嚣“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人必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此时我们党组织才决定脱离张发奎，举行武装起义。

7月23日，也就是南昌起义前的第八天，贺龙来到了九江。他到达九江之后，立即成为汪精卫和共产党两方争夺的焦点。汪精卫和张发奎生怕贺龙完全投向共产党，所以贺龙刚到九江，他就派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前去拜会，拉关系、套近乎，企图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但贺龙义正辞严、立场坚定、不为所动。汪精卫拉拢不成，又指示张发奎命令叶挺和贺龙立即上庐山开会，很显然，开会是假，剥夺叶挺和贺龙的兵权是真，甚至还企图以3个军的兵力来围攻叶、贺部队，所幸这一阴谋被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察觉才未能得逞。

同样在23日的晚上，谭平山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见了贺龙，把我们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的事告诉了贺龙，并希望贺龙能够率他的第20军参加起义，贺龙听后非常激动，说：“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从”。还说：“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贺龙率领部队来到南昌之后，周恩来又专程去拜访了他，详细传达了南昌起义的决定，周恩来在征询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地表示：“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参加八一起义的部队，并非是我们党独立掌握的部队，为什么党一声令下，都能够冲破重重阻力云集南昌、举行起义呢？

我想关键就是叶挺、贺龙等大批起义军将士，听党指挥，坚决听党指挥，这是八一起义取得成功的关键。

贺龙等起义军将士为什么会如此坚定地听党指挥呢？根本上还是他们对党的理论的信仰。王震将军曾经在回忆贺龙元帅时讲过一个故事，说大革命初期，贺龙曾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赴宴，请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贺龙在听了双方意见之后，贺龙同志说：“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 贺龙同志的这个判断并非心血来潮，他是在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比较后做出的清醒而理性的判断。

习近平主席指出：“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如果我们从纪律的角度讲，听党指挥也是我军最重要最核心的政治纪律。听党指挥发端于八一起义，我军历史就是一部坚决听党指挥的历史。

那么什么是听党指挥？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用战士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这就是听党指挥最通俗、最明确、也是最直接的一种表达。所以，我们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的武装，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