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虽然我写的是历史，但我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尤其是为当代青年而写。我希望青年人喜欢我的作品，如果他们喜欢，我将无上荣光。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家谱，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如果能把家谱烂熟于心，那么他会活得很踏实，不然的话脚不着地。”当记者与《抗日战争》的作者王树增谈到在铭记历史方面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时，他如是说。

尼采曾在《超越善恶》中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这让记者不禁想到，当王树增形容在写作中，“像我这样强壮身体都顶不住”，甚至经医生诊断出现“过劳死”的迹象，他仍倔强地表示，“我觉得总而言之是一件很苦的事，但是话说回来人活着做哪件事不苦？所以说我们干这行也不能单独说我苦到哪儿去，但是辛苦点对得起读者吧。胡编乱造绝对不行，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我自己宁可不出书。”可以说，王树增承受住了长时间写作带给自己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而他最终带给我们的，是一部非常谨慎和非虚构类的文学作品。

王树增曾表示很喜欢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他坦言历史上的很多小细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万历十五年》那种“写大历史从小细节开头”的写作方式，对他的写作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日，王树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他对于学习历史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在写作背后的故事。

从三个方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记者：您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句话？

王树增：我是认可这句话的，这种认可是在我多年研究和写作当中逐渐形成的，有三个理由支持：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首先倡导和支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是什么样子？当异族侵略导致亡国灭种的时候，将这个一盘散沙的中国凝结成一条心，是重中之重，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面对强敌我们必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军心和民心凝结起来，用什么手段凝结起来都不为过。共产党人作出巨大牺牲，就为了民族抗日能够走下去。

第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抗战总的战略决策，就是《论持久战》，我们现在读《论持久战》，依旧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战争艺术和政治智慧，他在战争初期，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个战争将要经历多少阶段，每个阶段的战争样式是什么，最后结局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八年抗战最后每一个阶段都验证了他的话准确无误。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同时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

第三，敌后战争。没有敌后战场的话，正面战场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始终在牵扯着日本几十万的部队，这个日本档案里有记述，如果说日军占领区能腾出兵力的话，那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在民族精神上、在战略战术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回顾抗日战争，让历史告诉未来

记者：您曾说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您的作品和其他讲述抗战的作品不同之处在哪里？对于《抗日战争》，您曾说“我的作品就是为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而让您忧心的也是现在年轻人不了解历史。您认为在铭记历史方面，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

王树增：写作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不知道这条河有多深。我写作并没有开创什么，只是在我熟悉的领域中尝试。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作为作家，我们有多少可以写的东西？那是永远都写不完的财富，所以我要尽我所能去试着将它们写出来。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只有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会知道自己到何处去。一个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了解民族的历史，他可能会活得自在一些，安心一些，同时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也可能会坚强一些，不会做出非常幼稚和鲁莽的举动。如果我的作品能给中国当代青年提供这样的帮助，而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和他们成为朋友，用文字和他们来谈心，并且得到他们认可，那这将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的战争系列到《抗日战争》就已经完成了，之前写了《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为什么把《抗日战争》放在最后，恐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写作难度比较大，对于历史的认知，还有档案资料的获取这些东西都比其他的几个题材难度要大一点，体量也大一点，我总觉得自己没准备好，一直定不下来写的决心，所以放到了最后。抗日战争终究是我们战争史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它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扯的面之广远远超过其他。特别是对于历史认知问题，我觉得不尽如人意，都大大地低估了这场战争给我们这个民族命运上带来影响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是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题材。

所有为了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的人都不应被遗忘。我们国家设置了公祭日，我们也进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这唤起了我们对这场战争认知的渴望，同时也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来讲，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况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这场战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场战争的认知，恐怕是对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这个民族所承担的沉重的文化过程的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一种关照，这些意义已经不言而喻，我觉得这场战争有鲜明的当代性。我希望这部书能够让我们的读者关注到，我不会让读者失望。

历史的真实不容戏说

记者：您在写作《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历史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的，即您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

王树增：我认为非虚构类作品有三个特质，第一非虚构，细节都不能虚构。我这本书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两支军队在这儿对峙，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彼此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因为下着雨，天气雾气迷蒙，但是就这句话我踌躇了很久，7月5号、6号卢沟桥是否下雨，我必须查气象。细节都必须真实。非虚构就是这个样子，书中哪怕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在书中占了一行，对这个人都必须进行考查，我绝不会在里面虚构一个王老五李老三。我前期的案头工作十分严谨，因为对自己有点苛刻。第二必须是文学，你不是写一个战史、军史，画个地图就完事了，文学是什么，要有文学的叙述风格，文学的审美特征。另外还要以人为主，而不以事为主，包括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所以从一开始叙述表情就是文学叙述表情，它的结构也是文学结构。第三你必须提供作家本人带有独特认知的历史观点和历史认知。我写朝鲜战争也好，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长征也好，我的立场非常鲜明。你能用你的观点引导他去读史，而且这种引导应该是带有你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三个特质形成了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特质，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写非虚构类作品无论是近代史还是战争史，我实际上是写心灵史，战史用不着我去写，有那么多专家呢。我觉得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好好地梳理我们民族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