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雍陌村，这个古老的小村庄因为走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思想的代表和先驱、《盛世危言》的编撰者郑观应而为世人所追寻。雍陌村的郑观应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岭南风格建筑，门楣上“秀峰家塾”几个大字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依然熠熠生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第一个提出“商战甚于兵战”的理论。《盛世危言》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他的家风家训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澳门大学教授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邓景滨：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超前的人物，比当时一般的人、一般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都要领先，这个跟他能够吸收西方的先进文明是有关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家，还是一位慈善家、实业家、文学家。
《盛世危言》思想的背后与郑观应良好的家风传承密不可分。走进郑观应的故乡中山三乡的雍陌村，老街古巷随处可见。作为雍陌村的第一大姓---郑氏，现在留存着8座郑氏宗祠，他们均来自同一个祖宗，即明朝“香山四贤”之一的郑子纲。郑子纲生前建立一套家规，引导村民孝悌爱亲、忠贞爱国、乐善好施。
广东省中山市雍陌村郑氏族老 郑惠明：
“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宁；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雍陌郑氏有十三条家规，这些家规对我们雍陌的后代子孙来说影响相当大，教子孙孝道，爱老敬幼，教后人向善，尽力帮助别人。
1842年，郑观应出生在民风淳厚的雍陌村，祖父郑鸣岐是一位“莫因善小而不为”的儒学之士；父亲郑启华是位私塾老师，教规家规极严，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其教规家规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
郑父一生节俭持家，对贫苦亲邻则尽力周泽，在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现在在澳门郑家大屋二道门“荣禄第”的通道上，仍悬挂着一块大型百年木横匾，上书“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这是山西巡抚曾国权为表彰郑氏于1877年在山西救灾时的贡献而赠予的。后来，郑观应受父亲影响也特别强调知足与慈善。为了方便乡民出行又尽表孝心，郑观应还以父母的名字捐款修建雍陌大街。
广东省中山市雍陌村郑氏族老 郑惠明：
整条雍陌大街那时候总长应该有800多米，它街头街尾都立了碑。现在的碑文是光绪三十年重修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郑观应对雍陌街是充满感情的。
郑观应在雍陌村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17岁那年，他到上海学做生意。在商海中，他谨遵勤奋爱国、发奋上进的家风祖训，从杂务做起，不断努力，32岁就做到了上海太古洋行的总买办。郑观应的商业才华受到了李鸿章的倚重，支持他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1882年，郑观应离开太古洋行，担任轮船招商局帮办，全心全意带领国家工商业与外国人进行商战，用郑观应自己的话说：“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理事长 梁金玉：
1892年，郑观应二度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首要任务就是跟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谈判齐价合同，扭转招商局吃亏的状况。他不负所托签订齐价合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不得再削价竞争，招商局盈利大增。他这种做法维护了国家利益，使航运权不受外国人的控制。
在20多年的商战实践中，郑观应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列强称霸的动荡时期，强烈的爱国情怀驱使着他竭尽全力启发民智、挽救国家。
这里是澳门龙头左巷的郑家大屋，是郑观应晚年居住的地方。这座集岭南文化风格和西方建筑艺术特色为一体的老宅，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大学教授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邓景滨：
“余庆”这个牌匾就是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字启华）为新居而设的。这个牌匾是非常好的家训材料，“余庆”两字出自《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从郑家大屋的匾额和楹联的内容里，充分体现了屋主人崇文尚德、乐善好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澳门大学教授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邓景滨：
“惜食惜衣不独惜才还惜福，求名求利必须求己免求人。”这边的这副对联特别凸显了郑观应前半生努力功业的向上精神，意思是我们年轻人建功立业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后面的那副对联则主要反映了他后期的思想，上联“何须建参赞事功但安所遇”，下联“若果明修齐道理无忝尔生”。虽然我们随遇而安不去追求功利，但是也要做到修身——修养自己，齐家——家庭和睦，那才是无愧的一生。
郑观应一生勤奋上进，胸怀世界，心系国家，为子女和后人做出了典范，他要求子女具备高尚的道德标准，同时又将维新思想体现在家训中。郑观应的家风家训主要包括真诚、有恒、勤俭、廉洁、立志、知足、珍惜、慈善、包容、和睦等方面内容。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理事长 梁金玉：
郑观应的家规家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家书、嘱书、诗歌、散文、匾额楹联等。经搜集到的郑观应家训超过26000字。他的家训的核心内容是：做人是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核心。
他在家训诗《训子》《训长男润林书》以及写给女儿和子侄的家书中都提到勤俭才能成就事业。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鸦片和赌博盛行，各种不良习气让青少年备受考验。郑观应训诫子孙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讲究卫生，洁身自爱，无论交友用人、婚姻择偶都要谨慎，切勿轻率。
《卫生歌》：屋宇东南向，门窗透日光。柠檬宜胃汗，果实润肝肠。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理事长 梁金玉：
他著写的《卫生歌》《伤赌叹》和《鸦片吟》等均告诫子孙和年轻人不要结交损友、沾染不良陋习；他还鼓励女子要多读书，多了解这个世界，这些思想仍适用于当今。
郑观应的人生经历丰富。他的工作从杂务做到总买办，从经商到弃商从政，他都一直要求自己洁身自好、以廉行事。他提醒子孙要小心选择朋友，尤其涉及钱银交收或利益交易，必须当面点明。此外，审慎理财既能处理好家庭生计，也是管理好国家经济的条件。
“不耐饥寒非志士，能兼气节是全才。英雄自古多磨炼，勿谓艰难志遂灰。”（摘自《训子》）
“不贪富与贵，但愿救同胞。”（摘自《乙酉还家书以自勉》）
“将来无论求名求利，均当以道德为根据。诚如先贤云：‘不为财色所困者方是英雄。’”（摘自《训次儿润潮书》）
从1886年到1891年，蛰居澳门的郑观应在郑家大屋完成了惊世巨著《盛世危言》。清朝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百年之后，《盛世危言》的字里行间仍闪烁着穿透纸背的思想光辉。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中，馆藏着一本清光绪版本的《盛世危言》，当年这一套5本的小册子，引发了清政府一时洛阳纸贵。
中山市档案局副局长、中山市郑观应研究会会长 吴冉彬：
当时，光绪帝要求立马印2000册，至少六品以上的官员都要人手一册来阅读。一时之间纸张很紧张，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现象。
郑观应家风家训影响深远，而他的思想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让当时的国人看到外部生机勃勃的世界。他呼吁国人主动跟上世界现代化潮流，他呼唤社会的总体变革，他唤醒一个时代，甚至直接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以及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一大批振兴中华的民族精英。
孙中山《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实业救国理论就凸显了郑观应《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
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一颗红星的长成》提到，《盛世危言》曾经是早年毛泽东“很喜欢的书”。
澳门大学教授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会长 邓景滨：
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冲那里，因为向他的老师借了一套《盛世危言》回家看，看完之后进一步激发了他走出韶山冲、改造社会这样一个雄心大志。
在中山最近发掘的岐澳古道遗址上还发现了郑观应奉勒的“林则徐十无益”格言。
这条建于1860年的岐澳古道是连接内地与澳门的桥梁，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100多年前，郑观应为了探寻国家富强之路，不知多少次从这里走过，他的家风家训和他的思想，也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澳门和海外；而从海外带来的维新思想、从商意识和教育理念，也影响了刚刚打开国门看见世界的中国。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为寻求振兴中华之路而努力。
郑观应的家风家训为雍陌郑氏家风注入了更深厚内容，成就了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郑锦，摄影艺术家郑景康，翻译家郑克鲁等郑氏名人，郑观应的家风家训和爱国创新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奋斗的优秀人才。